小时候看港片，感觉香港大佬很酷：常见他们掏出一个支票本，随手拿一签字，便支出去30万、50万。

以后才慢慢晓得：欧美商人签合同、开支票，领导人签发公文，一般都是签名确认。很少看到他们掏出一枚印章，小心翼翼地盖在上面。

我们中国人面对合同文件时，最常见到这样一句话：“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”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一份合同（或公文）没有加盖印章，那就等于没确认；光有签名也不成。

用于文件确认的印章和签名，到底哪个更重要？为什么中国人与欧美人看重不同的确认方式呢？

历史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，中国人向来看重印章；将其视作身份、信用、权力的象征物。

皇帝之印叫作“玺”，是最高权力的象征。凡下达圣旨诏令，必定加盖玉玺确认。在明朝，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宦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。

王莽篡汉之时，急着向王政君老太后索要传国玉玺；老太太很生气，便将玉玺摔在地上，摔破了一个角。王莽赶忙命人用黄金修补好。

据说这枚传国玉玺是秦始皇所用之物，上面刻着李斯书写的八个字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后来这枚玉玺在改朝换代中遗失了。假如它能保留到现在，必定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

皇帝用“玺”，官府和官员使用的叫“印”或“章”。如“太尉之印”、“大同府印”、“中书省之印”、“安西将军章”等等。官印材质以铜为主，少数级别高的可用金或银制作。

官印的授予、使用、保管，历朝历代都有严格的规定（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東方書店出版的《中国官印制度研究》，片岡一忠/著）。

长期以来，“玺”与“印”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权力象征物。交出权力称作“交印”，“拿印把子”成为了当官掌权的代名词。

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，关羽、张飞不大服气。刘备就将自己的佩剑与大印交给孔明，意思是：剑印在此，你可以发号施令了，看谁敢不听？

在中国古代社会，“印章”长期是官府与官员专用，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许用印的，只能叫“XXX记”。直到两宋以后，私人名章才慢慢普及开来；元明清三朝的书画作品上，大量出现了文人雅士的闲章。

但中国印章历来是“公私分明”的。因为只有官印或公章才代表着特定的权力与信用。官员们可以在私下里签名写“条子”，但绝不可能仅凭个人签名或私章去发布公文。

有人说，中国人看重印章而不看重签名，是因为签名容易模仿，而印章不易伪造（或造假成本较高）。但我认为：这不是主要原因。根本原因何在呢？

如果一份公文仅有官员个人的签名，而没有加盖官印（公章），别人通常是不会买账的。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：官印才真正代表权力，个人签名只代表你自己。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”，谁知道你明天还是不是负责人？

由于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，中国人普遍看重印章。文件盖了印章，才具有权威性，才显得郑重其事。草根百姓没有印章咋办？那就押个手印。

在中国社会的习惯里，个人签名也常用到，但其重要性远不及印章（尤其是公章）。我们常见到许多公文，就是有公章而无个人签名的。

但西方人恰恰相反：他们非常重视个人签名，有无印章并不重要。在欧美国家的政府文件、企业文书以及文化作品中，往往只见个人签名而不见印章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？造成反差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妨从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找找原因。

追根溯源，最初的印章就是一种实用性识别工具，主要用于密封文书或标记物品。

譬如中国古代的竹简文书，在传递之前要卷起来，用封泥封好接口，然后再加盖一枚印章。只要盖印的封泥完好无损，就说明该文书没被人动过。

西方人使用的蜡封印与火漆印，也是类似的用途。在文书往来与物品传递的过程中，印章起到了密封防伪的作用。在这一点上，古代东西方并无明显差别。

纸张与印刷术发明以后，信息传输量大大增加。泥封、蜡封逐渐减少了，印章的用途偏重于特定标识。

在中国，玉玺与官印始终是权力象征和信用标记。在西方，印章纹样与其家族徽章一致，也是该家族的身份象征。从中世纪到19世纪，西方贵族的大量器物（如餐具、文具）上都刻有其家族的徽章纹样。看过《权力的游戏》的朋友应该对九大家族无处不在的徽章印象深刻。

但我们注意到：西方人在往来文书中，很早就以个人签名为凭据，很少使用印章。这个现象，体现了西方特色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形态。

大家知道：基督教诞生于公元一世纪的中东地区。经过三百多年的艰难发展，终于在公元四世纪得到“米兰敕令”1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。从此以后，基督教文化逐步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流文化。

基督教徒视上帝为唯一的神，无论一个人的身份、地位、财富有多么大的差距，他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。

就像在名著《简.爱》里，贫穷的女主角对贵族罗切斯特先生所说的一段话：“我贫穷，卑微，不美丽，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时，我们都是平等的”。

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，西方特别强调个体意识。

无论是亲生父母、还是其家族，都不能代替个人实现“救赎”。因此，在经济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中，权利和责任的承担主体都是“个人”。

同样的道理，公权力的责任主体在西方也是很明确的。

无论议员签名、州长签名，还是总统签字，都是责任清晰的。谁签字谁负责，不存在模糊的“集体决定”或“共同研究决定”。

签名的好处是把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，不容易造成相互推诿。试想一下：假如没有个人签名，又搞不清楚谁盖的公章，到底由谁来负责任呢？

所以在西方人看来，个人签名是权责清晰的表态，也是可以明确追索的依据；盖不盖章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。

再来看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。

中国传统社会不提倡“个人主义”。不论贫富贵贱，一个人的价值都是依附于其家庭、家族、团体单位来体现的。

一个人考中进士，叫“光宗耀祖”；做了大官，叫“光大门楣”。一个人犯了罪，叫“家门不幸”或“辱没祖宗”。子女婚事要听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。朝廷处罚要犯，往往会株连其亲族。

在语言习惯上，我们常以“千家万户”指代社会大众；歌曲里唱到：“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”2。“集体主义”被提倡鼓励，“个人主义”长期是贬义词。

在传统的中国社会，如果一个人欠债失踪了，债权人会找他的儿子讨要，因为社会观念默认“父债子还”。如果儿子犯了罪，他父亲也必定受到谴责，因为社会观念认为“养不教，父之过”。

说到底，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中国社会里，历来强调集体意识与家国情怀；个人的权利与责任，长期都是不明确和不完整的。

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，个人签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，就显的不那么重要了。

官印和公章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代表着集体权威与团体组织的公信力。在很多时候，个人信用也需要靠组织盖章来加以背书。

传统具有很大的惯性。不同的文化传统绵延至今，就出现了我们开头所说的那种现象：中国人重视盖章，西方人更重视签名。

来源：老铁微言-头条号 2019/6/14